正因为强人工智能产品具有独立意志，因此其实施的行为有可能不符合程序设计和编制的目的，甚至从根本上违背设计者设计和编制程序的目的。

[27]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52]在中国法学界，张文显最早将范式概念引入法学研究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法哲学从阶级斗争范式转向权利本位范式观点[53]。

康德就认为，法治状态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部能够建立，而在世界范围内的产生也有历史必然性，他的《永久和平论》一书就构建了一个世界和平的图景，即在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建立以完善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国家联盟，同时也是道德的世界，也就是，自由的王国[59]。就目前国内的法理学教材而言，多是围绕法学、法理学等相关知识进行介绍，比如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第一章介绍了法学的研究对象、历史、研究方法以及其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第二章则介绍了法理学的对象和性质、中国法理学和学习法理学的意义和方法[27]。后来，邓正来对中国法学界的范式进行了梳理和反思，指出了苏力式范式、梁治平式范式和张文显式范式的共同不足，即忽略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始终存在大量不同的理论模式的事实。以上反映出我国越来越开始注重法理在解决国际问题中的重要性，但还比较薄弱。这种立场如同实证主义鼻祖的孔德一样，认为实证主义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人类最高级的最科学的哲学，如同人的成熟壮年时期。

然而，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始，被实证分析法学等批判而衰落的自然法理论在沉寂了半个世纪后又奇迹般的复活和复兴了。[12]实证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较为一致，强调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对于推动自然科学进步具有巨大方法论意义，对于社会学科也有很大意义。此文对法理概念作了汉语词源上的历史考察，得出了创新性结论，并对其进行了颇为细致地语义分析和意义分析，较全面地总结出了法理八个方面的语义、精义。

[46]  三国魏曹植《七启》。如我们所知，中国当前的绝大多数法学和法律的概念体系、知识体系、理论体系、思维方式等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与中国传统的法文化、法概念体系、法知识体系、法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有着很大不同。[50] 水野弘元著：《原始佛教》，郭忠生译，第四章。因此，民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或刑事诉讼法中正义的具体体现截然相反，否则就违背了正义的精神和原则。

真正的思想大师无不以关注全人类，关注普遍性的人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秩序为其思想的终极目标，从西方的苏格拉底到东方的老子、孔子，从西方的理想国到东方的大同世界，从康德到马克思，从乌托邦到共产主义社会，无不如此。而部门法学则要既关注既有局部视角下法律规范的具体法律适用，也要整体视野下的宏观反思与构建。

法理学作为法学对人类问题的最抽象、最普遍性学科，自然也不例外。法理回归法理学，成为法理学的新范式是法理学本身的应有之义，也是自我提升何发展的要求，更是法理学引领部门法学和法治实践的需要。[9]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6页。我国法学界尤其是法理学界系统运用法理对我国所面临的国际争端和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高水平文献不足。

但中国法理学的确存在着诸多不足和挑战，需要法理学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反思与批判。目前，传统部门法学如民商法学、刑法学虽获得了稳定的部门法地位，但是对于其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关注并不是太多，远未能成为该学科共同关注的论题。论者以西方古典自然法学为例，试图证成只有多位学者遵循某一最大公约数才可能称之为某一流派。[18] 陈辉：《德国法教义学的结构与演变》（下），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

法治思维，即法律至上、法的统治、法的治理的思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良好的法律[58]。此外，佛教还倡导行菩萨道，舍己利人。

[10] 郑智航：《最高人民法院政治话语的变迁及双向调适策略——以1980-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话语分析为主线》，载《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与此类似，法理也应成为法理学、乃至法学的思维方式，在我们面临纷繁复杂的各类理论及现实问题时提供发现问题、解释问题、推进问题乃至解决问题的意识、路径和方法。

[22]季卫东则认为，中国法理学面临的问题是法学理论已经丧失了问题意识，或者说丧失了提出问题的能力。与法或法律相比较，法理应当具有独到的作用或功能，对法律规范如何以及为何这样形成，如何以及为何如此运行等在应然层面具有更一般、更普遍、更根本的解释力和指导力，在实然层面更具规律性的阐释。[15] 张文显、郑成良、徐显明：《中国法理学：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3期。如果社会法学界对于其学科范畴体系与研究范式获得广泛关注并展开深入系统地反思与论辩，则不仅可以在逐渐形成的共识上尽快形成自己独特的范畴体系与研究范式，从而使学科自身获得独立成为可能，还有利于在部门法层面将其与其他部门法，如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相区别开来，从而建构起相对独立和稳定的法律部门。比如，就自2017年6月中旬印度士兵非法侵入我国领土，严重侵犯我国主权这一恶性事件，主动积极地从法理方面对其非法性进行系统而深刻地分析远远不够。[28] 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中国目前的诸多问题不仅仅是从个人角度的权益保障就能解决的。道德则是通过一种说教而来培养人们对其认同进而践行，也不可能主要是以论辩的方式来发挥其作用。

另一方面，作为复兴的大国之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处理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和责任。二战后这世界秩序的获得与维续与包括法理学家在内的思想者们的贡献不无关系。

如果从教材的角度看，多元化教材的存在更有利于师生针对不同群体的合适选择。那么当前的中国法理学教材是不是过多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成为法学院的政治课

对此法学专家给出高于50%的差评，进一步说明我国立法权运行的制度安排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亟需推进以提高立法质量为核心的改革进程。但有不少资料（如改革开放初期重要立法及关键法条的讨论及决策情况甚至中国每年判处死刑人数等）都很难获得，即便有某种客观数据，人们对之的解读也很容易产生争议。其中，立法机制完善性得分（66.2）低于法律体系完备性得分（71.8），这似乎表明我国立法状况从静态规范角度看相对较好，但从动态实施角度看仍有较大完善空间。但法律执业者的评分表明，司法领域的立法状况介于基本上有法可依和一些领域还存在法律空白部分法律没有与时俱进之间。

针对立法机制完善性指标，我们面向三类群体均设计了问题，其中面向公众设计的问题是对于我国现行的法律，您认为下列问题——社会形势变化很快，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总是跟不上——是否突出？以较为通俗化的语言阐述了立法机制完善性的内涵，从而使那些不具备法学专业知识背景的普通公众也能作出有效回答。调查结果显示： （1）针对向制定该法律的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问题，全体被调查者的总评分是65.6，三种问卷的总和好评率、中评率、差评率分别是16.3%、35.9%、47.8%，这个评价结果应该说是比较差的。

整个研究共设计设计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66个，四级指标188个，问题430个。另外，全部问卷对立法完备性的好评为27.3%，中评为39.2%，差评为33.5%，差评率高于好评率，值得各级立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高度重视。

就是要进行立法成本、守法成本、执法成本社会效益分析，深入研究立法所要达到的经济社会效果，增强立法的实效性。[19] （四）立法民主性总体评价 整体考察：立法民主性的总评得分是70.6，这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基本民主、尚不充分，还有较大的完善空间。

同时，五档赋值中前两档归为好评，第三档归为中评，后两档归为差评（此赋值和归档方法下同，不再重复）。再加上相关资料（如立法信息）与提供者的自身利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很难杜绝数据造假的问题，所以在多年客观性法治评价的基础上，尝试以主观评估为主的思路是有一定道理的。[5] 朱景文主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而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帮助我们在微观层面上探究具体的因果关系和影响机制，从而深入地揭示微观机制和宏观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

国务院各部委、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和人民政府也大都根据立法工作需要制定了相应的程序性文件。公众的差评率高达73.4%，又远远高于专家（26.3%）和执业者（43.8%）的差评率，甚至超出了后两者的总和。

立法公开性得分为72.5，算是中规中矩，毕竟通过各种途径公开法律文本相对容易操作。人民通过遵守法律规范而获得的幸福感、安全感、确定性、透明度要比单纯比较法律条款数量、法律渊源层级等更有说服力和解释力。

[16] 参见苏力：《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启示》，《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其次，即使某些常识确实具有代表性，被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认可，它也有可能是错误的。

(责任编辑：刘一)